窗外的城市灯火已经彻底亮了起来,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谋划、在算计、在等待。他忽然觉得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城市,陌生得像一张刚刚翻开的牌桌——而他自己,直到此刻才看清自己坐的位置。
“方睿,你确定?”他的声音很轻,像怕惊动什么。
“我花了四天时间,动用了我在香港和新加坡所有的关系,交叉验证了六次。”方睿的语气罕见地没有了平时的玩世不恭,“陈律这个人,表面上是你们家族信托的管理人,实际上他在过去五年里,通过信托架构下的子账户,悄悄把你们靳家的一部分资产转移到了几个他个人控制的SPV下面。操作非常隐蔽,每一笔都经过了多层嵌套和跨境流转,如果不是因为他最近突然加大了转移的规模,露出了资金流水的破绽,我根本查不到。”
“规模有多大?”
“目前能确认的,大约十二亿。但我不确定这是全部。陈律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,他有太多机会和时间。如果要我说实话,我怀疑这只是冰山一角。”
靳冽闭上眼睛。十二亿,相对于靳氏集团万亿资产来说不算什么,但家族信托的资产是靳家的最后一道防线,是靳怀远为整个家族预留的“保命钱”。如果这道防线已经被陈律从内部攻破,那靳冽在面对危机时就没有了最后的退路。更重要的是,这件事一旦曝光,靳怀远对靳冽的信任将遭受毁灭性打击——不是因为他怀疑靳冽参与其中,而是因为家族信托的日常监督责任,靳怀远交给了一直被靳冽默许和认可的管理人。
“还有一件事,”方睿犹豫了一下,“陈律和李婉华之间的关系,不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我查到了李婉华姐姐李琳账户里那两千三百万美元的最终来源——经过四层转账之后,源头指向了陈律控制的一家BVI公司。也就是说,李婉华在帮陈律做事,而陈律在给李婉华付钱。这不是盟友,这是上下级。”
靳冽慢慢睁开眼,目光落在办公桌抽屉的方向。那个抽屉里放着他母亲的照片,和那封写着“旧账未清,新鬼敲门”的匿名传真。他忽然意识到,这封传真很可能也是陈律寄的——不是为了威胁他,而是为了提醒他。陈律希望他意识到李婉华有问题,希望他把火力集中在李婉华身上,这样陈律自己就能继续隐藏在暗处,操纵棋局。
“方睿,你现在手里的证据,够不够让香港法院批一个冻结令?”
“不够。目前都是间接证据和资金流向的推测,没有一份直接证明陈律侵占信托资产的文件。我需要拿到信托账户的底层交易记录,那东西只有陈律和你们家族的授权签字人才能调取。”
靳冽沉默了几秒。授权签字人有两个,一个是陈律本人,另一个是他的父亲靳怀远。他不可能让父亲去调取记录——且不说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和认知能力,光是“你信任了十二年的管家在偷我们的家”这个消息,就可能把父亲再次击垮。上次中风之后,医生明确说过,不能再让老爷子经受剧烈的情绪冲击。
“除了调取记录,还有别的办法拿到证据吗?”
“有。”方睿的声音压低了,“陈律每周三晚上都会去香港中环的香港会所打桥牌,他的公文包从来不离身,但打牌的时候会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。如果你能安排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,把他包里的一份特定文件拍下来——我说的是他每周更新的那本‘家族资产负债表’手写底稿——那上面的信息足够让他翻不了身。”
“你在让我犯罪。”
“我在让你自卫。你自己选。”
电话挂断后,靳冽站在黑暗的办公室里,一动不动。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,深夜的写字楼群变成了一片沉默的黑色方碑。他想起母亲,想起她最后那段日子的模样——躺在病床上,面色蜡黄,握着他的小手说“冽儿要乖”。那年他五岁。他记得病房里的消毒水气味,记得窗外那棵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,记得父亲靳怀远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,声音里没有悲伤,只有不耐烦。而那个后来成为他继母的女人,已经开始以“秘书”的身份出入医院,替父亲处理各种“事务”。
没有人证明那场病被耽误了治疗。没有人敢查。靳怀远对外说是“突发恶疾”,对内给了张漱玉娘家一笔补偿,这件事就翻篇了。靳冽从来没有忘记,他只是学会了等。等了二十一年,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——他有了足够的力量,而对手终于露出了破绽。
他拿起手机,拨通了陆薇的电话。
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起来,那边传来翻动纸张的细微声响。陆薇显然还在加班。
“靳总。”
“陆薇,明天你跟我去一趟香港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,然后陆薇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:“好的,需要准备什么?”
“不用准备什么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——明天晚上陪我去一个地方,然后坐在我对面,看我打牌。”
陆薇没有问为什么,只是说了一声“好”。靳冽欣赏她的这一点。她是两年前通过校招进入集团的,复旦大学金融硕士,实习期就被靳冽注意到——不是因为她多么出类拔萃,而是因为她在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中,用了一种非常冷门的估值模型来分析靳氏的一个竞争对手,那种模型通常是并购投行才会用的。靳冽让人查了一下她的背景,发现她的导师是当年国内金融学界有名的“怪才”周明远教授,而周明远恰好是陈律在伦敦政经读书时的同班同学。
靳冽从不相信巧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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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一早,靳冽和陆薇搭乘私人飞机飞往香港。飞机上,靳冽闭目养神,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晚上的每一个环节。陆薇坐在他旁边,安静地看一份厚厚的行业报告,偶尔在页边写下几个字。她没有问任何关于行程的问题,这种克制让靳冽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判断——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。
抵达香港后,靳冽没有去中环的办公室,而是直接入住了置地文华东方酒店。下午三点,他约见了香港一家顶级律所的合伙人赵启正,讨论了一个小时关于跨境资产追索的法律框架。赵启正是方睿介绍的,在香港金融法律界以“手段凌厉、不计成本”著称,曾经帮多家内地民营企业从海外追回过被侵占的资产。靳冽没有告诉赵启正全部真相,只说了需要为一份潜在的家族信托纠纷做准备。赵启正收了他一百万港币的预付金,表示“随叫随到”。
傍晚六点,靳冽换上一套深灰色的定制西装,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把刚开过刃的刀。陆薇穿了一条黑色的及膝裙,头发盘起来,戴了一副细框眼镜,看起来像一个精明干练的私人助理。
“你紧张吗?”在前往香港会所的车上,靳冽忽然问了一句。
陆薇看了他一眼:“我打过很多次辩论赛,台下坐着几百人我都不紧张。但今晚不一样,因为我不知道我要面对什么。”
“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人。一个比我聪明、比我有耐心、比我看得更远的人。”靳冽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,像在陈述一个事实,“陈律在香港金融圈混了二十多年,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、互联网泡沫、次贷危机,每一次都全身而退,而且资产翻倍。他不会犯低级错误。所以今天晚上,我们不能指望他犯错误,我们只能指望他有一个习惯——一个他坚持了二十年、从未被打破的习惯。”
“什么习惯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