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去了。”易天把球按在膝盖上,“他带过的学生有人去了。”场外的杨树被晚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“去年暑假,有个学姐从南极寄了张明信片到他店里。上面就写了一句话:“徐老师,我到你说过的地方了。”他把那张明信片裱起来,挂在收银台上面。每个来住店的人,他都要指给他们看。”高明没说话只是看着易天。
“他跟我不一样,”易天说,“他是真的走不了了,我不是。我现在还能去,不用等到膝盖疼,也不用等到五十岁。”
“因此我才要提前跟我妈说,让她有两个月的时间,慢慢消化,而不是等录取通知书来了再给她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“我想堂堂正正的出去,不是偷偷摸摸的去追求自由。我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认可。”易天提前两个月说,不是商量,是宣告。他要用这两个月的时间,反复证明给他们看:你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,我做了选择,我负得起责任。他不是在征求同意,而是在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尊重。
“那你爸呢?”
“他听我妈的。”
“……行。”意料之中的高明笑了笑站起来,拍了拍易天的背,“那你今晚好好说。记住,不管她说什么,你别急。你急了你就输了。”
易天把球扔给他。高明接住,转身往篮筐走去,走了两步又回头。
他起跳,投球。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,空心入网。篮网在晚风里晃了两下,安静下来。
“你既然想清楚了,那就这么说。反正……你做什么决定,我站你这边。”
高明心里清楚,易天想要的“认可”,可能比“离开”更难。真姨对他越好,这份认可就越沉重。他不会把这些说出来,只会用行动告诉易天:不管两个月后结果如何,至少你还有一个兄弟,从头到尾都站在你这边。
“等下回家就明确摊牌。”高明把球夹在胳膊底下,侧头看他扔了过去。易天接住球,没投,只是握在手里。他看着球场尽头的铁丝网,外面是荔城四月的夜晚,风干凉干凉的。
如果考完试再说,易天会觉得自己是在背叛。这两个月,是他和父母之间最后的拉锯战,也是他走向独立的最后一步。
“从小到大他们希望,我永远在他们眼皮底下才放心,这是我唯一能出去的机会。”
高明接过易天手里的空瓶扔进垃圾桶,两人并肩向路口走去。
“就这一次。”易天说,“我想去一个看不到头的地方。不是那种从学校骑到家十几分钟就到的头,是真的看不到头的那种。”
高明没接话。
“你知道那种感觉吗?”易天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球面上起毛的纹路,“就是身体里有股劲,说不清楚是什么,但它在撞。不是想打架那种撞,是想跑。想跑到一个不需要看红绿灯的地方,跑到一个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的地方。”
“你说得像一匹野马。”高明说。
“可能吧。”易天说,“一匹野马,在荔城骑了三年自行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