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景年是在七月的第三个周二傍晚,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收到了同一阵风。
先是陈志远的电话。“景年,合同先停一停。有人开始问这块地的事了。谁在问、问到什么程度,我暂时摸不清。你那边也留意。”
接着是国土局一个科长的微信,四个字:“有人递了。”
再是他安插在集团行政的眼线,说上周纪委的人悄悄找明瑶谈过话。
景年放下手机,把这三条消息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。不是恐慌,是一个商人面对危机时的本能——先确认损失边界,再计算补救成本。
他把办公室的门反锁,从抽屉最底层抽出三张私人账户的流水单。看了一遍,记住数字,然后放进碎纸机。听着机器细微的嗡鸣,他又检查了一遍碎纸桶,确认无法复原。
然后他拨了明瑶的号码。
二
电话响了三声。
“纪委找你了?”景年没寒暄。语气平稳,像问今天天气。
明瑶沉默了一瞬。“找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?”
“上周。”
“问了什么?”
“四十万的事。地块转让。改制安置。”
景年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,节奏均匀。“你怎么答的?”
“我答了账面记录。署名是谁、理由是什么,照实说。”
“还有呢?”
“给了三年的报表和对账单。”
景年的叩击停了。他闭了一下眼,再睁开时,声音没变:“明瑶,你给之前,是不是应该跟我通个气?”
“你让我管账的时候,没规定通气范围。”
景年没有接这个话茬。他在想另一件事:明瑶手边还有没有别的东西?她说话的语气太平静了,不像一个被纪委约谈过的人。要么她真的只交了报表,要么她藏了后手。
“那四十万的事,你跟他们怎么定性?”他问。
“我只是提供了材料。定性是他们的事。”
“你的看法呢?”
“我的看法不重要。”明瑶顿了顿,“大哥,审批单上是你签的字。”
电话两头都安静了几秒。
“明瑶,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私下保留过其他材料——比如笔记、复印件、录音——你怎么答?”
“我会如实说。”
景年没再问。他挂了电话。